吴国光:“德先生”不懂民主--重估五四政治遗产
From : Napa Conference: 震荡百年--五四与今天、民族与民主、中国与西方
A Turbulent Century Since May Fourth:
China Meets the West, Nationalism and Democracy, 1919 to 2019
第一场:
报告人:吴国光教授(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学系)
Speaker: Guoguang Wu: University of Victoria, Canada Professor i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Victoria, and concurrently Professor in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Chair in China & Asia-Pacific Relations at the Centre for Asian Pacific Initiative
主持人:周雪光教授(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
Moderator: Xueguang Zhou: Stanford University. The Kwoh-Ting Li Professor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 professor of sociology and an FSI senior fellow at Stanford University
"德先生”不懂民主
--五四政治遗产的初步重估
(发言提要)
吴国光
吴国光认为,辛亥后的政治体制就是民主制度。这是一种民主的早期,失败在于民主的巩固也即制度建设上,比如当时的政治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制度安排上。
两个“五四”问题:政治的“五四”与文化的“五四”,认为把具有明确政治诉求的五四学生运动归结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种误导,表明了当时政治激进化的倾向--这里所说的政治激进化不是在价值意义上讲,而是在操作意义上讲,那就是在较低目标不能实现的情况下不断地提出更高的目标作为实现较低目标的前提。由这种倾向,衍生出了一系列后来证明不利于中国实现民主政治的论调,包括民主的“条件论”、“文化论”、“民众素质论”和中国变革的“全盘论”、“彻底论”等。
报告借鉴当代民主化理论研究的成果来分析民国初年的政治转型,认为在已经建立了共和制度的民国政府(北洋政府)下,问题的实质在于如何处理中央和地方权力安排问题。如何关注地方权力对中央的制约这些中国历来的大一统社会遗留问题 。由于当时的知识界对于民主制度的建设缺乏理解,更缺乏耐心,对于民主的认识反而从清末大大倒退,尚自以为是所谓深化到了文化和哲学层面。当时提出的“德先生”,蕴含的是把“民主”人格化、虚化、激进化,抛弃了清末对于现代民主的精义在于代议制度的精准认识。把当时的政治问题归结为民众素质问题,这其实是一种知识的傲慢。
文化主义和道德主义的思维定势导致对制度建设的忽视
清末中国从大一统帝国向地方权力加大,军人权力作为地方势力是这一历史趋势的必然产物。辛亥革命就是这一清末遗产下的可能。辛亥后的政权在处理中央和地方权力如何安排上出了问题,没有关注到地方的权力和权利,当地方权力挑战中央权力时,没有及时在制度层面进行调适的结果。如果宋教仁不死,政党政治会有更大发展,对中央权力起制约作用。
民主的核心在于制度建设,而五四当年却囿于文化主义和道德主义的思维而没有深入讨论政党制度、中央地方关系、选民权利如女性公民权等本来很有社会基础的重要政制问题。五四的“政治-文化”进路和“制度-人格”进路,铺成了百年中国民主政治不进反退、不成反败的悲剧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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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数字与人文主办
Sapiens Institute, USA
Napa California | August 7 - 9, 2019
Sapiens-institu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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