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s video is a panel discussion by prominent China Study scholars on how the early Democratization failed in 20s after 1919 May Fourth movement.
本场讨论:深入讨论论坛主旨: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与民主问题。学者们各自对五四后的各个面向做出自己的解读。阎云翔提出五四前后的启蒙与欧洲启蒙的不同是中国在寻找的是富国强兵的方案而不是欧洲启蒙里面很看重的人的理性。黄克武认为清末民初确实呈现如吴国光指出的更为丰富和复杂的对民主的理解。但为什么这些声音最后都渐渐淡去了呢?
参与本场讨论的学者有:黄克武,王柯和阎云翔等
黄克武:斯坦福大学博士,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和文化史,代表性学术著作有《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密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
阎云翔:哈佛大学博士,洛杉矶加州大学分校人类学系教授;主要著作:Private Life under Socialism: Love, Intimacy, and Family Change in a Chinese Village, 1949-1999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Levenson prize-winning);《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该书获得2005年度“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这是该奖项首次颁给华裔学者)等
亮点言论:
黄克武:两位认为五四都都落在了政治的问题上,但王柯的这个政治是爱国,吴国光认为五四问题从解决政治问题变成了解决文化问题,没有落在政治上是指没有进行制度建设。这是(周雪光总结)两位平行滑过之处。这是五四的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问题。王柯的提法与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类似型的论述,但要注意中国启蒙的声音一直没有断过,不断有反省民族主义的声音。中国确实存在自由主义的传统,从严复,梁启超,胡适这个系统。黄著梁启超《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有系统表述, 梁启超的“新民说”很配合吴国光的“改造国民性”的提法,可是梁启超新民说的理念论自由,(也)论权力。也就是说国民性的改造是和政治制度的改造是结合在一起的。当然鲁迅?后来变成改造国民性,那是进一步的发展,可是国光讲得没错,晚清的思路比五四开阔很多,晚清的复杂性和关怀面之广是超过五四。五四确实是一种狭隘化,激进化和尖锐化,五四大的论述确实救亡压倒启蒙,民族压倒民主,但启蒙的声音还是继续有。
王柯:但要看到,此后中国的主流就是,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社会强大的动员力量和口号。至今如此。
阎云翔:欧洲启蒙和中国寻找富强之方究竟有何不同?我们的开启民智有特别强的功利目的,我们从来没有觉得中国人自己的理性有多重要,是真正应该集中考量的核心,而是强调我的学说应该为你们所接受,按照这个方案来做事,实现某个功利的目的。如果这个假设有道理的话,你可以看到后面发展的结果都和这个假说是有关的。
视频来自:
Napa 论坛: 震荡百年--五四与今天、民族与民主、中国与西方
A Turbulent Century Since May Fourth:
China Meets the West, Nationalism and Democracy, 1919 to 2019
硅谷数字与人文主办
Sapiens Institute, USA
Napa California | August 7 - 9, 2019
copy right@Sapiens Institute,USA
Негізгі бет Napa五四百年论坛第一场圆桌讨论(1):舍弃了制度建设努力的五四,并走向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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